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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央视播出的新闻专题片《一抓到底正风纪》首次披露上官吉庆被降级。
在10月9日播出的大型电视专题片《领航》第三集中，揭露了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专项整治行动的内情，其中已被降为副厅级的西安市原市长上官吉庆再次被点名。他在2016年2月至2018年11月任西安市市长，于2018年11月5日辞去西安市市长职务，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，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。
降级即降低公务员的职务级别，是党的十八大后常见的一种纪律制裁方式。按照公务员法等法规，国家实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，领导职务从国家级正职至乡科级副职共分为10个层次，厅局级以下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从一级巡视员至二级科员共分为12个层次，公务员的级别由高至低依次为一级至二十七级。
被降级后的官员心态如何，在职场上有何表现？一名体制内人士和记者说：“绝大部分被降级的干部心理上都羞愧难当，级别的降低必然的联系到公务员的政治、工作和工资待遇。对这些干部，心态调整是大问题。”
相较于“双开”和撤职等处分方式，降级在处罚力度上可能算不上最重，但其震慑力和“杀伤力”毫不逊色。
根据2019年3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《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》，职级是公务员的等级序列，是与领导职务并行的晋升通道，体现公务员政治素质、业务能力、资历贡献，是确定工资、住房、医疗等待遇的重要依据，不具有领导职责。领导职务与职级是确定公务员待遇的重要依据，担任领导职务且兼任职级的公务员，按照就高原则享受有关待遇。
降级与降职、撤职、免职有何区别？降职并非行政处分或惩戒手段，而是一种任用方式和任用行为。免职则表示被免职人不再担任原职务，一般不具有惩罚性，是干部任用的一种组织措施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称：“免职后起复的操作空间在于免掉的是职务，不是级别。保留原级别，那么就继续享受相同的待遇。这就为起复留下了伏笔。”
而降级是更具“杀伤力”的处分方式，对一名体制内干部的仕途发展及相关待遇有直接深远的影响。公务员法和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将“降级”列为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的六大种类之一，排在警告、记过、记大过和撤职、开除之间，其严重程度仅次于撤职。
降级与撤职处分的有效期都是两年。降级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，不得晋升工资档次；处分期满不视为恢复原级别、原职务。与撤职不同的是，降级有可能只降一级，也有一定的可能连降多级。
“级别意味着一些干部在单位里论资排辈都能‘熬’到提拔，而降级这样的处分至少影响一个干部五六年的发展。这也是体制内一些人避免出错宁愿不干、少干的一大原因。”某地级市正处级干部说。
近年来，随着反腐高压持续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遭到降级，甚至被“断崖式降级”。
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、副主席刘君是党的十九大后第一个被断崖式降级的官员。2018年2月12日，中央纪委网站通报刘君受到开除党籍、行政撤职处分，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；收缴其违纪所得。从副省级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，刘君连降四级。此外，还有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党组副书记、理事会主任刘士余降为一级调研员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邹展业降为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（正厅级）等。不过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，和常见的降为非领导职务不同，邹展业虽从副部级降级，但仍担任领导职务。
如今，降级处分出现的频率慢慢的升高，多个层级频频有违纪干部遭降级。只是各自根据违纪程度不同，降级幅度有所区别。
2022年7月，黑龙江省鸡西市原副市级干部朱德义被查，当时他已退休4年。朱德义曾任鸡西市市长，于2013年5月辞去该职，此后近一年时间，他长期处在待安排状态。2014年年初，因涉嫌严重违纪，朱德义的黑龙江省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。2014年4月，他被降级为鸡西市副市级干部。2018年2月，尚不满55岁的朱德义便退休。
据一些近距离接触过被降级干部的体制内人士描述，这些干部在被降级后的第一个阶段一般都是消极对待，原来本是其下属的工作人员也会犯难和尴尬。“大多时候还是用原来的称呼和他（被降级领导干部）交谈。有时路上快遇到了，能回避的话我们就回避，避免双方都尴尬。”一名公务员告诉记者。
一些被降级的干部由于“快到退休年龄”等因素从此无心工作。比如山东省委原常委、统战部原部长颜世元，从副省级降级到省政协办公厅任副巡视员。据称他根本未到省政协报到，而是在家养花养草。当时他已59岁，由于2年之内不能升迁就提前退休了。
某地一部门常务副局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人告到当地纪检监察机关，最后被免职降级成了没有职务和职级的副处级干部，从此他便不再关心单位里的事情，单位里的主要领导也不给该干部压重担，只分配一些相对轻松的工作直到其退休。
还有干部被降级到边缘处室任非领导职务后，感觉过去的属下不再“笑脸相迎”，导致心理落差太大，在单位连厕所都尽量少去，也不去食堂吃午餐，显得越来越“自闭”。
“渡过最近一段时间后，大多数干部都能认识自己的错误，在现在的岗位上认真改正，踏实工作。个别心里还有委屈的，组织也会继续关心、教育、开导他。”一名纪检干部说。
湖北襄阳市樊城区委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刘某，因为参与单位领导大操大办亲属丧事被免职，由正科级降为副科级。免职降级后，刘某一度感到委屈，情绪消沉。“违纪通报在妻子单位传达后，我俩抱头痛哭，我对不起组织，对不起家庭，对不起自己呀！”
樊城区领导相继找刘某谈话。在关心和鼓励声中，他坚定了重新出发的信心。后来，这位降级干部被调到一项目指挥部，他一心扑在工地上，为陷入困境的项目全面复工排忧解难。
某地级市一名干部35岁担任该市住建局副局长，因审批文件把关不严造成损失受到警告处分，并从副处级降为科员。此后十几年，他依然勤勤恳恳工作，成绩突出，后被重新提拔为副处级干部。“他工作很积极努力，业务能力也很优秀，并没有因曾经的处分对工作有所懈怠。”该干部身边的同事评价说。降级对于体制内工作者来说影响很大，但只要能调整好心态，再次迎接挑战，也能干出不俗的业绩。
有干部和记者说，真正自暴自弃的干部有但不多。组织处分干部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惩罚与教育相结合。很多被降级的干部都经过组织多年培养，要把他们放到一些能改正问题的岗位上，让其改过自新，重新发挥才干。
湖北省十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郧生受到开除党籍、行政撤职处分降级为科员后，仍努力工作。湖北省纪委监委在进行帮扶教育回访时，发现他对汉水流域民俗文化和明代汉江文化史研究有一定专长。由于违纪案件的发生，其研究工作因经费短缺陷入停滞，该省纪委监委即让十堰市纪委监委协调，由市财政拨付专款10万元，支持其开展研究。杨郧生发挥专业特长，组织撰写了《汉水流域民俗文化研究》和《明代汉江文化史》两部专著。
除此之外，湖北省黄冈市文化局原副局长徐某被撤销党内职务、行政降级处分后，被安排到武穴市塔水桥村搞精准扶贫，工作干得有声有色；鄂州市鄂城区、市医保局等几名领导干部被降级调整后，当地让他们协助做好信访维稳、征地拆迁、交通建设等工作，他们也在新岗位上干出了新业绩。
降级不是干部“躺平”的理由，更不意味着问题干部能够“软着陆”。若被发现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，仍会被继续追究。
2019年1月，云南省监委对云南省农垦总局规划统计处原副调研员（云南省委原常委、秘书长）曹建方严重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。经查，曹建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为别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，涉嫌受贿犯罪。曹建方被取消退休待遇。曹建方曾在2015年被“断崖式降级”，受到开除党籍处分，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。
2022年7月，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因涉嫌违法犯罪，云南省教育厅已将其违法犯罪线索移交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办理。而罗崇敏在2017年就曾因严重违纪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，降级按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确定其退休待遇。虽身为领导干部，罗崇敏却时常在网上发表一些奇谈怪论，屡屡引起争议。例如发表文章曲解屈原的爱国情怀等。
降级诠释的是我党“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”的一贯方针。即便已经降级，党员干部依然是党员干部，没有“躺平摆烂”的道理，更没有“劫后余生”的侥幸空间。